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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地震的消息，确实令人担心和痛心，全国人的目光，投向这个平时并不怎么知名的县，一时间，似乎周围所有人都在焦急地打电话，联系那些在四川和可能在四川的亲朋好友，关切询问各种情况。
这个突如其来的地震，把人们的注意力又突然吸引到“抗灾”这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命题上来了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震这种灾难，实际上并不全是“天灾”，而很大程度上是“人祸”——它是人类摆脱原始的野外生存状态，发明了“房子”和各种“建筑物”才造成的。试想，对于一个纯粹在草原上游牧或在森林草原中狩猎的人，只要没有发生大面积山崩或海啸，人站在地上，摇晃摇晃也无妨。地震之所以成为“灾难”，是因为人类建造了越来越高的各种建筑物，在地震中突然倒塌，会把人砸伤或压在里面，才成为灾难。
正因为地震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“自然灾难”，因此，人类如果认真努力，是有可能尽量降低和避免其造成巨大损失的。这主要是在于两方面：其一，随着科学的发达，人类应该能够越来越准确地预测地震的发生，提前做好预防；其二，也是更重要的方面，在于人类在城市规划、经济建设、建筑设计、公共设施管理、应急制度和措施等方面，多一些防灾的意识和智慧，就可以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危害。
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破坏，不难看出，同样震级、同样人口密度的情况下，发达国家伤亡人数总是低于不发达国家。日本属于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之一，但通常人员死伤并不太多，一般六七级地震，死亡几十到几百人，在世界上是最低的。当代日本地震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例子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坂神大地震，那是发生在日本经济最繁荣、产业最集中、人口和建筑最密集的区域，共死亡5000多人，已经是很特别的情况了。而同样情况下，伊朗一地区前几年一次地震，震级六级多，死亡高达四万人……
地震的伤亡和损失，与平时防灾意识和防灾准备有着密切关系。这方面，日本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有一套严格完善的法律制度，对各类灾害的预警、防御和救助做出明确规定，并积极发展相应的技术、设备、设施，定期进行训练和演习。比如日本1978年颁布的《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》，对地震的预警、应对手段、相关部门责任等都有详细规定。它虽然是针对地震这一灾害，但同时也是属于整个社会防灾、减灾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发达国家的防灾工作，首先体现在对预测的重视上，一般都要求预报部门只要预测到灾难，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公众通报灾难可能性，不准许隐瞒不报或少报、漏报。比如日本就规定一旦预测到大地震，在发生前两三天，要由首相亲自发表《警戒宣言》，政府必须立即启动全面避难救援措施。这类规定，是为了防止这些部门为了各种特殊利益的驱动，隐瞒某些严重的预报，导致公众毫无防备，造成本该避免的损失。这类预报，在发达国家，也归入公众“知情权”的一部分。
在硬件方面，发达国家城市规划、建筑设计中，都有防止地震及各种天灾的考量，有些原则不仅已经成为严格的法律，而且成为设计者、开发者的一种重要的职业道德，人命关天，不能玩忽怠慢。
除了硬件设施之外，抗灾更重要的是依靠健全的、行之有效的防灾、抗灾制度，包括科学合理设计的救助和预防体系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、专门化与专业化的队伍、平时认真严肃的训练和演习等。这些东西，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公民日常社会生活的常态，结合完善的信息和教育体系，普通公民具有较高的防灾意识、知识、组织和技能，发生灾难时，大家知道该怎么办，基本上做到有序应对，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混乱和动乱。
在救灾方面，除了一般的政府救济之外，发达国家多有一些灾害保险制度，把救灾也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，保证抗灾救灾活动的普适性和持久性，也为受灾人员提供一种稳定、放心的机制，这种制度化的安排，相对于临时性的社会捐助、救济等措施，要更为稳健有序，公平合理。
防灾措施的背后，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对于生命的关怀和生活的珍惜。救灾活动，不单单是受灾者的事，不单单是政府的事，也不是某些慈善机构的事，而是典型的全国、全民、全社会同舟共济的事业……一个社会对于抗灾的态度和方式，深刻地反映着某些深层的社会心理特征，折射出这个社会内在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。可以说，全社会积极主动地准备和防范灾害，体现一种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社会的责任感，一种健康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昂扬进取的社会风尚。
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——对于美好生活的捍卫，对于灾难教训的记取——是国民总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如果明知有灾难，却总是怀有一种消极等待、听天由命、得过且过、侥幸苟且的心态，那就是一种比地震本身还可怕的灾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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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眼观潮
